1994年9月，國家稅務總局委托東北財經(jīng)大學培養(yǎng)首屆稅務系統(tǒng)在職全脫產(chǎn)的碩士研究生班。我很幸運考上了該班。那時，東北財經(jīng)大學的財稅學院有解學智，馬國強，郭慶旺，王鐵軍，吳旭東，苑新麗等一批年輕學者，他們學術思想活躍，各具特色并都親自給我們授課，讓我們眼界大開，受益終身。特別是當時中國已經(jīng)從過去的計劃經(jīng)濟向市場經(jīng)濟轉軌，我們除了學習傳統(tǒng)的政治經(jīng)濟學，資本論以外，還開始學習西方經(jīng)濟學和西方財稅理論。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新鮮的外邊的世界，非常的好奇和向往。國家稅務總局對我們這個班非常重視并寄予厚望，臨畢業(yè)前，在1996年11月，國家稅務總局還專門派我們這個研究生班出訪加拿大，考察和學習加拿大稅制。由時任國家稅務總局人教司王維平處長和時任東北財經(jīng)大學財稅學院院長馬國強教授任團長帶隊。當時，出國很難，像我們這個研究生班20幾個人，組團出國，在全國稅務系統(tǒng)還屬第一次。記得出國前，我們在北京國家稅務總局集結。時任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盧仁法給我們講話，并由人教司王維平處長專門強調了外事紀律。主要精神是；統(tǒng)一行動聽指揮，外出言行講形象等等。尤其強調一定要整團歸國。如有人不回國，整個團隊都將受影響，隨團領導將要被處分。說到此，我們班同學的眼光都不約而同地集中到了我這。我立刻明白他們的所想和提醒。“紅星，我們這個團最有可能不回國的就屬你了，你英語好，腦子活，可千萬不要連累大家呀！”

 

 

 

 

加拿大，地廣人稀，湖泊眾多，森林無邊。11月份，正值深秋，楓葉紅遍，層林盡染。我們一行，在加拿大到訪了溫哥華，多倫多，蒙特利爾，魁北克和渥太華。歷經(jīng)一個多月，時間緊湊，目不暇接。原來只在書中和聽說中的西方世界，現(xiàn)在就在眼前，感慨萬千。

 

 

 

在多倫多，加拿大這個人口最集中，城市最繁華的商業(yè)城市。我們將在那里進行近2個星期的集中培訓。據(jù)說我們的入住酒店離多倫多大學的經(jīng)濟學院不遠，入住后的第一天早晨，我從酒店出來，好奇地詢問一個像是學生的過路人：Where is University of Toronto? (請問多倫多大學在哪里？)該行人幽默地回答道；University of Toronto is in the Toronto(多倫多大學就在多倫多呀！)。隨后我們遍訪了多倫多城市，我才發(fā)現(xiàn)，多倫多大學不像中國的北京大學那樣，它沒有圍合的校園，更沒有集中在一個區(qū)域。多倫多大學的商學院，法學院，醫(yī)學院等各個專業(yè)院系分散在多倫多城市的四面八方，這是一個開放式大學，它與整個社會和市民已經(jīng)完全融為一體。隨后，我們到訪了多倫多大學的經(jīng)濟學院，聆聽了該學院稅收研究中心主任，著名學者Bream教授的專題講座。他介紹了當今西方稅收的理念；稅收中性，即國家的稅收政策不要干預企業(yè)和個人的正常商業(yè)運作，要力爭稅負最輕，保持簡潔和有效的稅制。這種稅收理論與我們傳統(tǒng)院校稅收“三性”（強制性，無償性，固定性）理念完全不同，使我們耳目一新并從另外一個角度重新思考。

 

 

 

 

隨后，在我們入住酒店的會議室里，加拿大多倫多的幾個知名國際律師事務所和“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專業(yè)人士給我們講解了加拿大相關主要稅種和征管情況。當時，中國正值增值稅改革，增值稅的發(fā)票管理是中國稅收征管的焦點之一，加拿大實行的是貨物與勞務稅（GST），我們非常想知道加拿大是如何管理票證的。記得我們團有個同學問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在加拿大的小賣部，酒店里都是自行開具自制的收款收據(jù)，會不會有大頭小尾？甚至開具假票和虛假報稅？”講課的專業(yè)人員一時被愣住，不知所問。隨后，他們解答道：“一般不會發(fā)生這類情況，各個銷售，服務點他們收款臺的票據(jù)數(shù)據(jù)會直接與銀行數(shù)據(jù)，與稅務局數(shù)據(jù)相關聯(lián)的，稅局相信納稅人的誠信。”國情不同，納稅人的納稅意識不同，決定了具體征管手段的不同。關于這一點，我們隨團的同學隨后也寫了專門的考察報告，上報給了國家稅務總局相關部門。這或許對隨后中國稅務系統(tǒng)的“金稅系統(tǒng)”的上馬和推廣起到了早期提示作用。

令我備受鼓勵的是我在授課期間客串了翻譯角色。我們隨團的翻譯是長春稅務學院的一位英語專業(yè)女老師。因我本身也是英語專業(yè)出身，隨后又具體從事稅務工作，加上在東財學的也是財稅專業(yè)。我對財稅專業(yè)詞語理解和翻譯比該女老師更加迅速和準確，當該翻譯老師出現(xiàn)明顯翻譯錯誤或一時找不到對應的專業(yè)用語時，我便及時做了一些更正和補救。有好幾次講課場合，那位翻譯老師太累了，我就臨時頂班翻譯，這給了我很強的成就感，也給我們這個班掙得榮光。我自己也意識到；專業(yè)英語的翻譯是多么的重要和急缺，自己有語言加專業(yè)的明顯比較優(yōu)勢，過去在國內并沒有感覺到，這次出國，臨時發(fā)揮了大作用！

 

 

 

非常有緣的是我們隨后又結識了西安大略大學的國際稅專家，華裔李金艷教授。我們去該校聆聽了李金艷教授的專題講座，李教授談到了OECD稅收協(xié)定范本及相關釋義，也從加拿大稅制和中國稅制的比較角度，闡述了她對中國當時稅改的觀點和建議。李金艷教授中西稅制貫通，英漢切換自如，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我堅定了國際稅收工作的方向，也樹立了將來努力的榜樣。李教授在中國成長和上過大學，她對我們這個團隊的成員格外地看重和親近，隨后，她專門邀請我們全體隨團成員到她多倫多寬大，美麗的別墅聚餐。我們一起包了餃子，吃了一頓中西結合的自助餐。期間，我們一起相互舉杯，一起哼唱當時正在中國流行的《同桌的你》，《住在我上鋪的兄弟》等校園歌曲。我們像似一個大家庭，在異鄉(xiāng)重逢，格外的激動和親近。其間，李教授無比羨慕的向馬國強老師說到：“您培養(yǎng)和帶領了這批優(yōu)秀的研究生，他們將是中國未來的新星，財稅界的精英！”隨著時間的推移，現(xiàn)實也驗證了李教授的預言。我們隨團成員中，彭三同學現(xiàn)任天津市國資委主任，包清泉同學現(xiàn)任內蒙古自治區(qū)稅務局副局長，戴海先同學現(xiàn)任上海市稅務局紀檢書記，何大壯同學現(xiàn)任貴州省稅務局副局長，李衛(wèi)華現(xiàn)任財政部天津監(jiān)管局副局長，其他同學也都在全國各省市擔任處級稅務官員或大學院校的院系主任。我幸運，能與這些團員同行出訪，我驕傲，能與這些同學同班相處！多年以后，我又在中國財政部稅政司，北京德勤稅務部和中央財大財稅學院與李金艷教授再次相見，我們回顧過去，互問近況，又有合作，再續(xù)前緣。

 

 

 

隨后，我們到了加拿大的首都-渥太華。渥太華僅是加拿大的政治和行政中心。人少且冷清。我們拜訪了加拿大的聯(lián)邦稅務署(CRA)和海關總署，令我們非常驚訝的是加拿大的稅務總局也就是30-40個人左右，海關總署大概有8個人左右，而且年齡偏大。當我們好奇的問到這個問題時，一個頭發(fā)花白的資深官員打趣地說到；“有才干的年輕人都到企業(yè)掙大錢去了，他們不愿到政府機關謀職。渥太華沒有什么大企業(yè)，年輕人都不愿來。而且，渥太華沒有太多娛樂生活，日子單調，冬天又冷又長，即便有年輕人愿意來，他們的配偶和孩子也不愿意來，因此，只有我們這些中老年人，在堅守政府崗位，為納稅人服務。”在加拿大這種“大社會，小政府”的體制，為民服務的意識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別是那位長者的話，對我個人觸動很大。在那個時期，中國大多數(shù)年輕人都認為國家政府官員才是最有社會地位和發(fā)展前景的。在加拿大，有志青年更愿意選擇去企業(yè)大顯身手，這是完全不同的擇業(yè)觀。隨后，我也是我們這個班里唯一一個辭去稅務官員公職，下海投身于企業(yè)作稅的人，我隨后也走出了屬于自己的另外一片新天地！

 

 

 

最后，我們從溫哥華離境返回中國。在機場里還是發(fā)生了一個喜劇般小插曲。不知什么原因，我的登記牌將把我的名字寫錯了。等我們一行都辦完登記手續(xù)，過了安檢后，在登記口候機時，相關機場人員要求我重新返回前臺，要做更正確認登記。此時，團長馬國強老師及全體團員都警覺地瞪大了眼睛，緊盯著我。在以前的中國政府官員出國出訪中，也曾有個別官員在最后時刻叛逃，給國家造成了極壞的影響。按當時外事紀律的嚴格要求，我們全團成員的因公護照都由團長親自集中保管。只有在入境和離境時，才發(fā)給個人辦理登機手續(xù)。此時，他們看著我自己拿著護照，一個人離開了團隊，漸行漸遠。“壞了，紅星要逃了？”他們以前最擔心的事情，在這最后時刻，可能就要發(fā)生了。又過了一段時間，我們團隊的成員已經(jīng)開始排隊，準備登機了，只見我，坐著電動車，飛速地趕回到了登機口。頓時，我們全團團員歡呼，給與我熱烈的掌聲，馬國強老師緊緊的握住了我的手說：“紅星，你可嚇壞我們了！”我非常理解的說道：“您們放心，我不會辜負總局和東財?shù)暮裢粫硹壸鎳?，我的根在中國?rdquo;